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稻谷、小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，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，但随着内部条件的变化，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。库存积压严重、财政负担沉重，如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、完善粮食收储制度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，是我国农业政策调整的重大课题。

　　2016年是“十三五”规划的起始之年。届时，中国粮食安全会面临怎样的形势和挑战?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将从哪里着手?作物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技术如何创新?国内外食品安全战略如何对接与落地?……种种难题待解。

　　近日，2015(第三届)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京举行。峰会以“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接续”为主题，集中探讨如何着眼于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动力升级，寻找“十三五”农业发展的新动力。

　　发展压力重重

　　“粮食短缺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的历史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研究员表示，“对中国来讲，粮食问题至少在量的供给方面将不再成为问题。”

　　他指出，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，为中国应对改革发展的各种风险挑战，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为全世界缓减贫困和饥饿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　　然而，“我们清醒地看到，可持续的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的基础并不牢固，一些方面可以说还非常脆弱，无论是外部的市场环境还是内部的要素配置，都对粮食和食品安全在现代中国提出了新的非常严峻的挑战。”李伟说道。

　　粮食产量年年增产，李伟却对资源代价的付出表现出深切的担忧。“环境成本和经济代价越来越突出。如果粮食生产继续以这种方式透支，农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将被破坏，今后粮食产量的可持续增长就必然面临更大的风险。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“十二五”时期，中国农业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，开始从主要追求数量向质量、数量效益并重，从生产导向向需求导向，从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向创新驱动的集约经营进行转变。

　　李伟认为，另一个突出问题是，国内粮食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。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稻谷、小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，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，但随着内部条件的变化，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。

　　“库存积压严重、财政负担沉重，如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、完善粮食收储制度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，是我国农业政策调整的重大课题。”李伟指出。

　　经济新常态下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，食品质量安全的隐患仍然较多。“面对两亿多农户、四十多万家食品的加工企业、三百多万个食品经营主体，政府现有的监管能力严重不足，而进口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也不能让人放心。”李伟表示。

　　农业结构调整

　　不久前刚刚审议通过的“十三五”规划特别强调，要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，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，结构调整是题中之义。

　　“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大体经历了四轮。眼下第四轮结构调整是在‘六高’背景下提出的。”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潘文博介绍，“六高”即粮食产量高、进口量高、库存量高、消费量浪费量高、调运量高、资源消耗量高。

　　他指出，“从种植业来看，我国现在面临的四大矛盾和问题是品种结构不平衡、种植效益在下降、生产方式仍粗放、农产品竞争力弱。”

　　就结构性矛盾而言，小麦产区基本平衡，稻谷平衡有余，玉米阶段性供大于求，大豆缺口逐年扩大;棉花、糖料、油料受资源约束和国际市场的冲击，进口量大幅度增加，生产出现下滑;同时我国优质牧草短缺，如苜蓿的进口量逐年增加。

　　“这一轮结构调整的目标是‘两保、三稳、两协调’。‘两保’即保口粮、保谷物，口粮自给率100%，谷物自给率95%以上。‘三稳’即稳棉油糖，棉花自给率基本满足国内消费，食用油自给率30%以上，糖料自给率37%左右。‘两协调’即蔬菜的菜篮子生产与需求协调发展、牧草的生产与畜牧业养殖协调发展。”潘文博表示。

　　调整的重点何在?潘文博说：“非优势区的玉米。”着力点放在了镰刀湾地区。这个区域近10年来是我国玉米增长最快的、增量最大的。同时又是典型干旱区、生态脆弱区，一个靠天吃饭的区域。调完之后，考虑重点改种青贮玉米、苜蓿和牧草等，同时搞大豆—玉米轮作、杂粮和马铃薯等耐旱作物。

　　潘文博表示，技术路线是适应性调整、种养结合型调整、生态保护型调整、种地养地结合型调整、有保有压调整、围绕市场调整。“对于结构调整，我们今年就开始做了，现在主要通过试验示范来引导农民调整。”

　　深化农业技术创新

　　“我们应该理解农民为了追求产量而使用化肥农药等有关技术，但我们要做的是，想办法研究开发效率更高、利用率更高、残留更低、更加省时省力省事的便捷的化肥农药技术以及其他技术。”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良彪表示。

　　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哈米德·谢里夫指出，“在中国，技术方面的作用一直是在下降的，而在发达国家，50%~60%的研发技术都能够实现商业化。”

　　“美国农场规模有大有小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是使用技术来提高效率的。”夏嘉德既是美国大豆基金会副主席，也是一位大豆农民，他的农场里采用了种植覆盖性技术、保护性翻耕技术。

　　“采用保护性翻耕技术只需要下地一次。首要的好处是省时省力。一座200公顷的农场，一年可以节省252小时的工时，一公顷平均节省36升燃料。”夏嘉德介绍，“对土壤也有好处，比如说可以增加蚯蚓的数量，减少土壤板结和增加生物质，将侵蚀减少90%。”

　　粮食加工业是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枢纽、流通主体和价值创造者。“希望中国能够开发一个高增加值的农产品加工系统，来提升本国已经种植的一些作物的附加值，相信能使这方面的产量产值有效提高三四倍甚至十倍。”adm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罗逸铭建议。

　　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爱华认为，“生物经济是解决‘三农’问题的根本出路。”益海嘉里集团公共事务总监王巍则表示，集团现在用加工大米的副产品——米糠来榨取和精炼稻米油，精炼加工技术已达到了日本的水平，“我们现在谷位素的含量最高保留到7000ppm，提取完油的米糠粕可以进一步加工成食品和保健品的原辅料”。

　　王巍建议国家鼓励粮油加工企业的科技创新，提升农业产业自身的价值创造力，还建议进一步打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，“中国的农业产业和粮食加工业要走向现代化，进一步地对外开放、鼓励引进外资是必由之路”。

　　拓宽国际视野

　　欧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总司代副司长约翰·克拉克认为，开放的贸易尤其是农产品和食品，“能确保供求有更好的匹配，使得价格位于合理的水平，能够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求，而且能降低价格的波动”。

　　“中国作为人多地少水缺的发展中大国，仅仅局限于本地的耕地难以维持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。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是大势所趋，也是中国的理性选择。”李伟表示，渐进和可预期的粮食进口增长能实现双赢，适度进口是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。

　　同时，中国还在向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食品和农产品，为全球食品的安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　　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，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，要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的体系，要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。“据我所知，这是政府在五年发展规划当中，第一次把食品安全战略提到这样的高度。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说道。

　　“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必须树立国际视野和思维。”韩俊表示，“我们实施食品安全战略，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或治理体系，应当积极借鉴国际上食品安全管理的有益经验，食品安全的标准也应当循序渐进地与国际标准接轨。”